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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基本需求几十年来一直存在，尽管这一需求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同步增加，但绝不会和房价的疯涨同步。另外，据经济学家观察，中国制造业产能的35%建立在工业发达国家的泡沫消费之上，随着泡沫消费的破灭，制造业产能继续扩大，并由此对城市居住容量形成的压力有所缓解。居住需求绝无理由造成房价飙升。近年来的房价疯涨不可能是人们的基本住房需求所致，甚至与适当多居宽住无关，而是金融需求，特别是投机炒作和囤房待价高售所为。
物业税是如何具有如此选择性的呢？不错，在个人免（物业）税额以上购买的出租用房屋要交纳物业税。但是，所要交的物业税直接在房屋出租业务的所得税中扣除，事实上免交了物业税（一般物业税少于所得税）。生意赔钱时，亏损额贮存起来加入以后年度的所得税计算。如此，不会使物业税转嫁到房租中去。其中的例外包括三类：一是出租业务是假，借口囤房为真；二是该企业历来偷税漏税，不存在所得税问题；三是打着其他行业的旗号圈地的变相房地产业。
这位专家还担心按身份证设定免征物业税额度会导致有人再去农村购买身份证来城市购房。这一担心就更是杞人忧天。难道我们会因为小偷中有会开锁的，我们的房门就没有必要装锁？从正面说，收购身份证购买免物业税的房屋是刑事犯罪，是高风险作业。对于本来就铤而走险的小偷来说，刑事犯罪的风险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买房保值升值的人来说，只要刑法到位，谁能相信买房的人会把自己半生或几年的积累建立在从农村购买的陌生人的身份证上？既面对刑事惩罚，又担心民事纠纷。
这一观点和曲解三出于同一专家，其代表性和迷惑性很强。这一观点的糊涂之处在于混淆了租金和税金的概念。在这一问题上比较容易懂的例子是买车和长期租车，两者在与用车相关的所有税、费上毫无二致，包括牌照费和每年延长所有卡（在一些国家有ownership card）的费用。物业税的征集没有法理矛盾。无论购买土地所有权还是购买长期使用权，业主均得到土地长期支配权。这类权利在购买之后的维持、保护、服务、享有和升值都离不开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这些公共资源部分来自于买了（包括多买了）房子的业主，更多地来自于没有购房或只有基本居住面积的大多数人。业主（特别是多买房的业主）为这些公共资源交税理所应当。无论是买卖土地、汽车还是长期租用土地和汽车，交易的是所有权或支配权，不包括税权或税债。
不错，美、日等国家虽然有物业税，房价仍大起大落。但是，以此断定物业税对平抑房价起落没有作用仍然证据不足，因为没有同样条件下不设物业税情况的对比。事实上，美国近10年间的房价上涨只有2至2.5倍，远远小于中国近5年的3倍以上。更重要的是美、日房价起落均不以房地产本身为主因，而是全球范围内以华尔街为主导，甚至包括美国政府参与的巨大的金融操作的副产品或一部分。对于美国的房地产来说，几大投行一再利用房地产制造金融衍生品，哄抬了房价。对于日本的房地产来说，日元在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压力下突然大幅升值所产生的瞬间爆发购买力推动了房价。在如此巨大的金融压力下，美、日的房价升值幅度不超中国，恰恰说明物业税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反驳这一观点对于科技界的朋友来说相对容易。不计人民生活质量，单纯追求GDP的做法与科技界不论科学价值大量制造垃圾论文异曲同工。从本届政府的执政理念来说，当初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恐怕就包括了对单纯GDP经济的反思吧？否则，想办法提高GDP就是了，提什么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呢？高房价支撑起来的GDP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其中既不包括生产的增加，也不反映消费的增量，甚至不代表房屋的增加，而是同样的房屋卖了高价而已。这样的GDP，降下去反倒真实反映我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固有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几亿省吃俭用将子女送进学堂的父母，致使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达到美国的2.5倍之多（工程类的学生更超过这一比例），构成了技术生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但是，由于我国在相关法规（如专利法规定侵权的罚金上限为100万元人民币而发达国家是上亿美元；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股权的上限为33%而发达国家技术企业中无形资产的实际比例为90%～95%）及企业文化的落后，中国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与落后的创新力之间形成新的经济基本矛盾。
当前，中国的机会来了。全球日益恶化的气候和环境都要求人类改变大规模物质生产和无节制物质消费的生存方式。在低碳经济的诉求下，更加环保节能的生产工艺，安全、低耗和小排放的汽车，便利而逼真的视频会议，高效、靶向和小剂量的药物（同时降低药物产量）等将在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技术经济的时代到来了。在技术经济的国际竞争（或曰国际分工）中，中国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员数量及其性价比和发达国家高昂的技术人力成本和飞快的研发烧钱速度相比成为举世难得的经济资源。
物业税这样一个合理、有效、易行、安全、对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不可或缺、对地少人多的中国更为重要的税种，在中国，不但五六年时间都没搞定，还被歪曲成妖魔鬼怪。这里既有特殊利益阶层在利益上的顽强抗争，更有这一阶层在进化阶段上拒绝共生的原始观念，同时还有管理层的举棋不定。提出物业税的五六年来，管理层一直努力避开这个唯一有效的措施来解决百姓住房上的民生问题，结果却一再适得其反。但愿本文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