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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运动的发展这时已经很难控制了，、陈伯达、康生更加起劲地煽风点火。一位经历过这种场面的是这样回忆的。苏燕燕（时为首师院附中）说：“我记得最早一次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学校喇叭里就开始广播了，就说学生都到操场去集合，就到操场去了，然后我们学校的领袖就开始进行讲演，就开始讲我们要闹革命的意义，那么这样的话，最早一批完全是血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其实是被利用的一批，一煽就起来，因为那时候文革刚初期的时候，还没有分出两个明确的战线，因为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也不了解。”
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批评了、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做法。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党内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会议改组了机构，的排位由第二降到了第八，他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被提及，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进一步确认了“”的指导方针。
一场大动乱开始了。一批批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他们的锋芒所及，一批批文物古迹被毁，一处处人文景观遭到破坏。付之一炬的是被称为封资修的琴棋书画，接受批斗的是被称为牛鬼蛇神的各色人等。在南方的一所艺术院校里，批斗的对象竟然是教学的道具，这些石膏像统统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在北京，有的大街被改成了反修路，有的医院也成了反帝医院。穿军装，扎腰带，戴袖箍，挂像章，前留张影，成了那个时代最时髦不过的事情。
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就有要乱和怕乱的矛盾，一方惟恐天下不乱，另一方就要力求保持国家的稳定，一伙压制不同意见，经常发生争吵。在一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反映军队院校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话还没有说完，坐在旁边的戚本禹就粗暴地打断他，拍着桌子骂他，说你胡说八道，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反而指着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怎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结果，刘志坚、陶铸、王任重和谢镗忠、尹达，我们几个成员都被打倒或受迫害。”
时任国务院生产组成员谷牧说：“上台以后，地方工作我看他没管过什么，他就是对付我这个以生产压革命整了我三个半天，就是那么训，那时侯我的口号就是白天生产、晚上闹革命，业余闹革命，以至于以后批判我的一条就是这个。我一直就讲，唉，工交系统的不能像文教部门、像学校、像艺术团体那样的停产闹革命，学校停几天课还可以再补上，我说全国的（这么多地方），那时侯，我有个专门的报告，工交系统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没有煤炭，那个铁路火车也跑不了，火车不能把东西送来，上海这些大城市，它拿什么来生产，它生产的东西往那里运？！”
时任二机部军管会科研生产组副组长李觉说：“这一段，啊，那可是够紧张，那个时候研究搞什么东西，按照造反派的搞法，那坏事了。到后来他们要搞串连啊，点火啊，搞这搞那，抓走资派啊，抓反革命啊，抓叛徒啊，就是搞这些东西，那不给你抓乱了。这个时候，周总理和都很关心这个事，就指示，你们这个核工业系统，你们这个工业线上不能搞串连，啊，不能在那里闹，你们不能上街，抓住一个科学家到外头上街，挂上牌子，那不行，你们不能上街。为这个事，还批评，他们发现朱光亚在街上在路边等车，就批评，说这不行，万一出了事。所以那个时候组织上对（科学家的）安全问题非常严格，保护这些科学家。从政治上保护，从生活上关心。这些科学家都有警卫，车子来回地接那都要安全啊。万一这个事搞不好，人家知道你是干这个事的，路上搞个坏人用汽车把你撞死怎么办，那就不好办了。”
在许多中年人的记忆里，或许都刻下过这样的场景。这些十几岁的孩子，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们曾经是中学生，也曾经是，如今，他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名称——知识青年。1968年底，一场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大批知识青年像开了闸的洪水，去边疆，去农村。在送行的人群中，或许就有你的父母，你的兄弟，你的姐妹，当然也会有当地的领导。这时候，你的心情是兴奋的，尽管你并不熟悉你将要去的地方，但你坚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后来，你果然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
时为上海下乡知青朱学勤说：“我到公社听了这个传达以后，当时真懵掉了。尽管在一个很闭塞的乡村，已经开始对“文革”的怀疑，但是确实不敢想象已经写进党章、刚刚写进党章的党的副统帅，居然是一个要对下毒手的阴谋家。等于在自己的背脊上猛击一掌，它是整个一代人觉醒的一个起点，这个时候既有一种形而下的一种改变生活状态的这样一种要求，就是想做工人、吃皇粮、拿工资，回到城里过一种有起码的文明保障的生活，另外也有一种想摆脱被愚弄受蒙蔽的这种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