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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总说自己就是这么好强的一个人。她是马泉营的老村长，留着一头干练的微卷短发，年过耄耋依旧目光炯炯。她1987年任马泉营村村长，1994年卸任村长并开始“跑规划”，66岁退休。她热情健谈，说话不急不缓，在交谈过程中不停地泡茶、笑着招呼我们喝茶吃水果，在清甜的茶香和阵阵蟋蟀的虫鸣中，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慢慢地给我们讲述了她和马泉营的故事。把泥土往伤口上敷，把酒往胃里倒，眼睛盯着规划图改，双腿总往各部门跑——这是老村长的“传奇”，也映射着一个激情饱满的年代。
满清占领北京后，内城由满清八旗官兵居住，汉民一律赶到外城，北京内城变成了一个大军营。康熙年间为解决八旗兵丁和家属逐渐增多、住房紧张的难题，满清政府在北京内城外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设立八个八旗军队营房，拱卫京城的安全。“北营房”这个名字，应当起源于这一时期，在1915 年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绘制的京师四郊图中，北营房一带，标为“正红旗营”（苏杨, 2019）。随着旗人的破落，这里逐渐演变成民宅，1944年，老村长就出生在这里。
老村长的童年时光在北京城里度过，她先后在下三条中心小学与女四中就读。下三条中心小学在1949年成立，是一所公立小学，而女四中的历史则复杂得多。1921年，日本人清水安三有感于朝阳门外民不聊生的惨状，和妻子创办崇贞学园，招收女童接受教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正式移交给北京市教育局成为公立学校，并更名为北京女四中，依然只招收女学生。在1976年和1991年，女四中先后更名为朝阳中学和陈经纶中学。
她的读书生涯也同样受限于家庭状况。老村长形容自己“学习跟着吃面条似的”，几何老师让学生们预习功课，她看一遍书就都会了，每次上课都第一个举手上台替老师讲——事事都想争个第一是她年少时就拥有的精神底色。初中快毕业时，同学约她去考北大附中，但家里出不了学费，只能作罢。没能继续上高中、上大学始终是她心中的一大遗憾，得知我们是北大学生时，她笑着说“我们差一点能成校友呢！”，不厌其烦地向老伴和儿媳介绍着我们——“她们都是高材生呢”，或许在某个平行时空里，王淑琴真的上了高中、考了大学，成了一名高知。那时，对她的称谓或许就不是“老村长”，而是“老王”或“王老”了。
那时的马泉营，还是标准的农村模样，土房土路土布衫。老村长的娘家北营房离马泉营村二十多公里，在今天开车只需半个小时，在当时却有着不小的城乡差距。老村长的父亲是工人，在城里的时候挣工资、住宿舍、用各种票证购物。来到马泉营，住处变成了三间土房，和婆婆住在一起。吃食呢，一年一个人只有90斤小麦，剩下的都是玉米，平常吃玉米面锅盔、喝玉米面渣粥，自己在院子里种菜。老村长也逐渐学会了务农——在城里的学校时，她没有学过做农活，在这里一切都要从头干起。
老村长清楚地记得，她在十一月份来到马泉营，正赶上收割水稻。她回忆说：“那个镰刀我不会使，老割手。割到手了吧，我不想让别人看到，偷偷拿点土糊在伤口上，接着干。我想：我不要落到别人后面，人家都很熟练了，我感觉我会影响到别人——我就会有这种想法。我到后来就很熟练了，干什么农活我比他们强，男劳力呢，也愿意跟我一块干活。”她插秧也特别快，而且为了保证进度，半天都不去一次厕所，一弯腰就是大半天。她还逐渐学会了养家禽，那时候鸡蛋很紧俏，她养了一群鸡，一个月攒下三十个鸡蛋给父亲，再三十个给其他亲戚，这是物资匮乏年代里不小的成就。
在上世纪中叶，马泉营村经历了相对复杂的行政变迁。新中国成立后，马泉营村先归河北通县管辖，1956年复归北京。1958年朝阳公社成立，马泉营村先属朝阳公社，后并入朝阳区四大公社之一的和平人民公社。1960年，马泉营下分了三个生产队，1961年，朝阳区划分了20个公社，马泉营村从属于和平中阿友好公社，与东郊农场实施场社合一制度。1973年，马泉营的三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生产大队（吴海龙, 2011）。老村长当上妇女队长时，正处于马泉营从属于和平中阿友好公社、下分三个生产队的时候。
老村长用学习务农的认真来对待妇女队长的工作。管理知青是她的重要任务，在她刚柔并济的管理下，她所在三队的知青最有纪律，都能和村民和睦相处；她也很照顾这些知青，“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城里人，从城里到村里，我对这个经历很有体会，所以我特地安排他们干轻一点的活，太重的体力活我不让他们干。”她给知青安排劳动、安排吃住，在晚上带领他们一起学习《语录》。她还去知青住的家里访问，找他们各家交流意见。老村长把知青们当作可爱的孩子，知青们也把老村长看作知心的长辈，有什么心里话都跟村长说，比如每天劳动的情况、家庭的变故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都跟村长交流。后来那些知青们散去各行各业，有在百货大楼工作的，也有当火车司机的，还会经常回马泉营看望老村长。
村里工作千头万绪，她要处理许多琐碎的事情。遇到村民吵架，村长要给他们调解，“两家吵架，也不管是什么事儿，只要我出来调解说话，他们都觉得我公正，都愿意听我的”；遇到下雨，地势低洼的马泉营常常积水，“鸭场里的鸭子和鱼都能游到村里来”，村长得领着治保主任和妇女主任检查各户房屋；计划生育严格的时候，村长跟着妇女主任一块儿上外地抓“超生”，和派出所的一起，在夜里蹲守，“刚鸡叫，一开门就给逮着了”，而如今老村长看到生育政策又放开了，想到这些经历便有些忍俊不禁——“谁能料到时代会这么变化呢”？
村里事务千千万，老村长都能游刃有余地化解，乡里也对村长的工作非常满意。不过，随着经济条件好转，村民们纷纷盖起了新房，这可成了村长的一块心病——盖房子看似是一户人家的事情，其实牵扯到左邻右舍的方方面面，在农村住过的应该都有体会。谁家房子盖的高挡了谁家的采光，或者排水修得不好脏水老往邻家淌，又或者为了建筑土地面积闹得很难看，村长都得管，三天两头跑去调解。村里盖的房子各式各样或美或丑，分散零乱，垃圾脏物遍地，大面积空地闲置，村民用水用电困难，且危房倒塌、房屋漏水等情况时有发生（赵承, 2000）。于是村长下定决心，要搞新村建设，既改变村里的面貌，也改变村民居住环境。
彩瓦厂和电子仪器厂是老村长首先拉来的几个项目之一。厂房坐落在村北，还建起了职工宿舍。拉投资建厂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哪里获得信息，与有投资意愿的老板们对接？引进什么样的企业，能让村民们获益最大？村里土地都是农田，该用哪块地皮做厂房？村里出现不同意建厂的人，怎么协调？这些问题一一摆在老村长面前。1994年的村长已经从年轻的基层干部变成一块“老姜”了，她积极地跑规划院、搜集各种信息、与各路人马沟通、对着规划图上代表着一个个不同性质土地的色块琢磨着如何改变土地性质，建起厂房……养牛场、首饰厂、小学校一个个地在马泉营落地，生长起来。
旧村改造，要先拆后建，个中纷繁复杂的问题层出不穷：房屋产权归属与分割、房屋面积测量、敲定改造方案、村民调剂安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落难多”，老村长和村里干部们拧成一股绳，把这些问题一一解决。她们请来了规划院的为马泉营村进行新村设计，用了六年时间，把图纸变成了现实。马泉营村统一规划、分期建设、分批搬迁，拆一片、建一期、搬一批，一幢幢乡村别墅取代了平房，一条条宽阔马路取代了土路，绿化带和垃圾回收箱也成了村里标配。
从相关文献资料里，我们得知了当时建设的细节：“村委会参考了周边建成别墅区的规划方式重新规划了村落的布局，以期获得良好风貌。重新规划布局的村落以南北向道路贯穿，6m和3m的道路交替分布，东西向连接干道的支路均为3m。住宅单元由道路分割形成，每个单元由东西两户住宅组成，一个单元的尺度为20m×21m，建筑均采用南北朝向的布局。建筑的形制同样模仿了周边建成别墅区的样式，为两层的砖混结构，占地面积210㎡，建筑面积183㎡，前后分别是进深8m和1.5m庭院，南北方向开门” (强毅 et al. , 2024)。
在《崔各庄乡志》里，新村开发的整个历程被这样总结：“从1996年开始，马泉营村利用征地补偿及集体积累，投入巨资分期对村庄进行全方位规划建设，按照宅基地对等置换原则建设农民新村，同时将旧村改造与培育经济的造血功能结合起来，带动集体企业及个体经济持续发展。到2002年底，建成独立的二层小楼700余栋，每栋楼占地2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83平方米。与此相适应，乡村经济实现转型，朝着服务于城市化建设的方向集约发展”(吴海龙, 2011)。
规划建设赛特奥莱，是老村长跑规划的这些年里最难办的事情之一，一字一顿的“整整跑了五年”足见她沉甸甸的付出。说服香港老板认同这块地的商业价值只能算是困难中的九牛一毛，她还找过规划局局长、区长、土地局、建委。在审批地皮时，她遇到了许多麻烦，又用基层官员特有的机智一一化解。这期间，一些企业曾经找过老村长，想聘任她，但村长还是想留在马泉营，坚持把奥莱干完、干好。她说：“我走不走无所谓，我得把这事做完了。我这人就这样儿，不管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完、干到最好。”
而当我们问她身为女干部会不会有压力时，她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我还真觉得没什么压力”，坚信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适合搞规划——和自己搭档的男书记本来也想搞规划，老村长却对他说“你搞不了的”。用当下最火的MBTI来说，老村长肯定是妥妥的“e人”；而老村长搞规划的搭档是村书记，恰巧是个“i人”。据村长回忆，两个人非常互补、配合很好。书记有点儿内向，和投资方见面时往往不敢大胆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因此和资方老板们交际应酬的任务就落在了村长肩上。村长说，也多亏了书记的用人不疑，书记给予了她百分之一百的信任，他说：“有什么事你都能看着办，该答应人家就答应人家，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线年代的老村长，忙得跟陀螺一样。在她当村长时，村里就给她配了固定电话，跑规划时，她又有了一部移动电话。她常常一天都待在外面，村里有事就打电话联络。与老板们交涉，抽烟、喝酒成了必备技能。在那个时代，这似乎是一件不得不干的事情——讲完项目，就得喝酒，“喝完白的喝红的，喝完红的喝啤的”，她的酒量变得很大，用她自己的话讲：“这都是练出来的”。她说经常性的应酬喝酒并没有给她带来压力，可“练”字却说明了她的千杯不倒并非天赋，更像是无数次怀着“干到最好”心气，把酒往肚子里倒后养成的一种“习惯”，只是这养成的过程被她云淡风轻地掠过罢了。甚至我们问村长如何保持健康长寿的时候，她微微一笑，右手虚握做了个举杯的姿势：“我一天要喝二两白的！”，颇有英雄豪杰的风范。这位豪杰回忆起她做东道主陪资方老板聚餐时，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游刃有余，谈笑风生，能记住桌上每个人的脾气喜好，她戳戳脑门：“每个人爱吃什么，都在我脑子里”，并打趣道，如果点的菜人家不爱吃了，那合作可能就办不成了。
在老村长家的会客厅里，我们还看到了两个长方形的玻璃鱼缸，其中有几条鱼已经几乎有半米长，那是老村长悉心呵护了十几年的成果。养鱼的爱好，就是村长在跑规划的时候培养的。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回来得“养点小鱼看看，放松一下”。可能是巧合，这竟与李娟笔下裁缝铺里的金鱼有异曲同工的作用：“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最不可思议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闪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鱼缸里，颜色艳丽的鱼儿们身形流畅、在澄澈的玻璃缸里随性游动，陪老村长度过了这段难忘的时光。
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际应酬毕竟不是一种常规的、制度化的工作，它的界限不甚清晰。2003年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项调查发现，党政部门的处科级领导干部在八小时之外的应酬情况是，平均每周少的有1～2次,多的有3～4次。过于频繁的应酬成为干部们的一种负担（内蒙古自治区委组织部课题组，2003)。老村长自己也忙得没有时间照顾家人。同时，也存在少部分干部借交际应酬大吃大喝、贪污受贿的问题，社会舆论对官员交际应酬的批评声音也在逐渐增加。而现在的00后“坐小孩那桌”的自嘲，其实也暗示着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喝酒换资源”潜规则正一点点被打破。
2010年，老村长在结束赛特奥莱的项目之后，终于退休了，有时间侍弄花草虫鱼、照顾两个小孙子，但有时也会被叫去乡里干活，继续用自己独一份的能量解决一些其他干部难以解决的问题；访谈间隙，我们也听到老村长在和一个卖花的人沟通送花时间——“那些花什么时候到”“还有那些花盆——明天下午两点我们有仪式”“这次还需要我跟去吗”……她一边盯着茶壶中烧着的水，一边从容利落地发出一条条微信语音，似乎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她当干部时雷厉风行的模样。
新世纪初，辖地纳入第二道绿化隔离带，乡域大多种树绿化，农民无地可种，“瓦片经济”更成为乡民赖以生活的主要收入。2003年以后，1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从不足100元逐步提升至200元，较好的房间月租300元左右。2006年，房屋租金最低的索家村，全村自营出租房2200余间。2006—2007年，全乡形成建楼高潮，半数村民都自行设计建造楼房，出租房屋户均15间，月收入户均6000元以上。出租房较多的家庭，有专人从事维护、清扫、水电等物业管理。大望京村1435户共有出租房屋9800多间。随着外来人员继续聚集，流动人口远超常住人口多倍，各村商业兴旺，门面房紧俏，进一步拉动出租经济。各村出租房鳞次栉比，出租率达98%。出租房屋不再是家庭副业，早已成为多数乡民的主体经济收入。2010年，辖地居民储蓄存款70亿元，平均每户21.45万元(吴海龙, 2011)。
今天漫步于马泉营村，我们看到的绝大部分房屋都在这种租房热潮中经历了或大或小的改建。村民们放弃了90年代规划设计的宅院，扩建房屋进行出租，以实现租金收益最大化。他们拓展原有占地面积、占用庭院空间、重组原有建筑空间，精心设计隔断每个楼层，以便出租给更多租户。街道路面也被蚕食，原来房前屋后几米宽的水泥路变成了现在仅有一米多的小道。走在上面，我们甚至会怀疑一楼的住户能不能晒到太阳。90年代刚刚种起的绿化带也消失不见，现有植被大多集中在中心广场，干净的白色墙面也被水泥灰替代。如果没有见到过马泉营曾经的样子，也就算了；如果看到过最初的绿树白墙，再走在这片灰白交织的街巷中，心中总会不禁泛起一丝淡淡的惋惜。
居住于此的马泉营村民往往令人艳羡。乘着租房的东风，他们享受到了“躺赢”的生活，收租使他们获得可观的收益，家家户户买了小汽车。然而，提到如今马泉营村的发展，老村长沉默了很久。或许，如今的马泉营已经与她心中最初的规划相去甚远，她隐隐约约觉得有些问题，而“他们都看不见”；或许，依旧会有人追忆那个年代——那个村民们都相互熟识，常常聚在一起拉家常的时代；那个将心酸事一股脑咽下，只把种子和汗水往地里埋的时代；那个充满希望与干劲，只管冲锋向前的时代。
90年代的马泉营是那一辈人留下的足迹，没有经历暴风骤雨般的变故，却渐渐不似从前；它的变化也没到让人痛心得泪流不止的地步，只是有时会让人发出慨叹：从前那种欣欣向荣的气息似乎消散了好多。而那个年代的人们也凝望着这个年代的人，感慨我们这些年轻人对干部层级、政府架构的陌生，也用“多学知识”这样简单的话语对我们寄予希望，讲述那些逝去的建村岁月，用自己和时代牡丹花般的热烈和真挚感染着迷茫的我们，让我们对“怎么让村子变得更好”的思考多了一些方向。老村长不知道“城中村”为何物，不明白为什么大家把马泉营当作“城中村”的典型分析和报道，也不愿将自己的故事写成自传供人大肆宣传，她只清楚自己为这片土地都做了哪些事，心如明镜，满面春风。
3月21日，《非虚构写作》课程的部分同学在老师带领下前往马泉营村，通过实地采访村民，收集口述历史，探寻村庄的记忆与变迁。当天傍晚，同学们在马泉营村同心图书馆集合。同心儿童友好空间是扎根于城中村社区的公共空间，基于马泉营社区，通过志愿者共同管理和经营，以同心图书馆这一公益空间开展面向乡村的文化教育工作，与社区青年通过沟通、对话、共建共营共享社区公共生活。同心图书馆负责人王博老师在当天热情接待了大家，并向同学们简要介绍马泉营村的历史背景、发展现状及村庄特色。随后，同学们以小组形式与当地村民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采访过程中，同学们认真倾听村民的讲述，深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变迁和对村庄发展的切身感受，为后续写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